近年来有关家族问题的社会史研究

80年代初，社会史研究在史学界得以复兴。作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家族与宗族问题开始受到史学界的普遍关注。

近年来，学术界出版了多部从社会角度研究古代家族问题的论著。如：徐扬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冯尔康、常建华等编著的《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社会史丛书”，1994年）、朱凤瀚的专著《商周家族动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徐扬杰的另一部专著《明清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等。此外，还有一些博士论文论及中国古代家族问题。如，郑振满的博士论文《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论丛”，1992年）、朱勇的博士论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论丛”，1987年）等。

据不完全统计，近十余年间，学术界发表有关家族问题的研究论文近百篇，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家族组织、家族形态以及社会功能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

1、关于西周宗法制问题：李衡眉连续发表了《昭穆制度与周人早期婚姻形式》（《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昭穆制度与宗法制关系论略》（《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兄弟相继为君的昭穆异同问题》（《史学集刊》，1992年第4期）、《宋代宗庙制度中的昭穆制度》（《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等系列文章，针对学术界关于昭穆制度就是宗法制度或是宗法制度一项内容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昭穆制度和宗法制的内容有别，昭穆制度体现在墓葬、宗庙和祭祀制度中，而宗法制却体现在继承制度中。前者起源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后者起源于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的过渡。

杨希枚的《再论先秦的姓族和氏族》（《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先秦文献中的姓字指“姓族”，即包括同祖先的若干宗族及其若干家族的外婚单系亲属集团；氏字指“氏族”，即包括某一姓族所统治的同姓、异姓和与统治者无亲系的庶民所组成的王朝。

2、关于春秋战国的家族状况：韩国学者尹在硕发表《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见“室”的结构与战国末期的家族类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作者认为：通过《日书》所反映的民间信仰内容，能够推导出可以旁证当时民间生活形态的社会史资料。《日书》把“室”作为每个人活动的最小空间，并叙述了“室”内可能发生的一切活动，对研究中国古代家庭史很有价值，《日书》中所记载的“室”的建筑结构或“室”内成员的规模及血缘结构，则反映了当时人们生活的普遍形态，因此，对《日书》所载“室”进行分析，不仅可以阐明战国秦汉末民间一般家族之形态，还可作为小型家庭论之依据。

3、关于两汉家族组织：张泉鹤《东汉宗族组织形式试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围绕东汉宗族的构成特点、族内的赈恤活动、族人的法律连带责任等进行了研究，认为东汉宗族是在先秦宗法组织瓦解后适应东汉社会条件而形成的一种家族共同体。豪民大家控制了族权，阶级关系压倒了血缘关系，在宗族内部，各家庭的生活是独立的，族人的相互联系仅表现在救济和赈恤上。

4、关于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家族的个案研究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个案研究本是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这一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家族制度已经成为海外学者的一个通例。80年代初，美国学者伊佩霞的专著《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魏晋南北朝这一独特的历史环境，有关这一时期某些著族大姓的个案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所在。到目前为止，已发表的有关论文达数十篇，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刘驰的《从崔卢二氏的婚姻缔结看南北士族的地位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士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王连儒《东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等。

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对魏晋南北朝坞堡累壁以宗族乡党为基础、坞堡主要是由东汉至魏晋地方大族中孕育出来的传统看法提出质疑，认为十六国时期的坞堡组织可分为少数民族与汉族两种，两者的居民构成和组织方式具有很大差别，汉族坞堡大多为流民所建。坞堡主身分复杂，有流民帅、乞活帅等，只有少数坞堡为地方大族所置。

除此之外，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川胜义雄等人在70年代大力提倡的六朝时代“家族共同体”的理论，近年来也被全面介绍到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近年来直接涉及“家族共同体”问题的论文在中国尚不多见。

5、关于唐代的家族问题：与魏晋南北朝家族个案研究的热潮相比较，唐代的家族研究似乎较受冷落，除一些文章涉及到敦煌氏族志外，无论是通论还是个案研究都比较少见。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学者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收录了《中古家族之变动》、《中古山东大族著房之研究》、《从士族籍贯的迁移看唐代士族的中央化》、《隋唐政权的兰陵萧氏》、《敦煌唐代氏族谱残卷之分析》等多篇论文，通过大量正史与碑志材料的汇总与分析，重点探讨了山东大族在唐代的发展演变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6、关于宋代大家庭的研究：唐代剑《论宋代大家庭的社会职能》（《社会科学》，1993年第7期）为通论性文章。这一阶段的个案研究有漆侠的《宋元时期浦阳郑氏家族之研究》（《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文集》，同朋社，1989年）、《“江州义门”与陈氏家法》（《宋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年会编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许怀林《陈氏家族的瓦解与“义门”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等。

7、关于明清家族研究：通论性的文章有李文治《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许华安的《清代宗族势力的膨胀及其原因探析》（《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冯尔康《清代宗族制的特点》等。

随着徽州文书的发现和整理，以徽州文书为线索探讨明清宗族结构，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所在。唐力行的《明清徽州的家庭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通过对徽州族谱的统计、分析和比较后指出，明代后期，徽州的家庭和宗族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形成了小家庭和大宗族的格局，而徽商的兴起，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陈柯云的《明清徽州族产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针对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宗族关系日趋松弛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族产在明清时期从未中断，不过从明中叶以后，部分众存族产逐渐转化为祠产形式的族产，从而形成众存族产和祠产交叉并行、一消一长的局面。朴元浩（韩国）《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认为：明清时期宗族制度最明显的特征是同族结合范围的扩大，同时与区域社会关系的进一步深化。这种扩大和强化了的宗族组织成为风靡清朝乡村社会的前提。高寿仙《明初徽州族长的经济地位———以休宁县朱胜右为例》（《江淮论坛》，1994年第4期）通过对徽州文书中族长朱胜右材料的分析，指出：大族的族长不一定由富户担任，一般自耕农亦可，朱胜右甚至只是佃户。这种情况在明初徽州地区具有代表性。

关于清代家族问题，常建华连续发表《清代族正制度考论》（《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清代族正问题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试论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与实践》（《学术界》1990年第2期），认为雍正四年以后清政府所实行的族正制度虽然起到了地方基层政权的作用，但它是独立与宗族房长之外的，清政府实行宗正制还有遏制宗族势力发展的一面，不能简单地视为族权与政权的结合。

需要说明的是，在社会史的理论视野中，家族问题的研究与婚姻、家庭以及人口等方面的研究密切关联，相辅相成。近年来，史学界在上述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限于篇幅，未能一一列举。

近年来学术界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家族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不仅拓展了对于古代历史的认识视野，也在史学方法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个案研究、区域研究、量化分析和结构功能论证代表了当前家族史研究的几个主要趋向。

在肯定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家族问题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必须正视研究中的缺陷和不足。

1、重视社会史的理论求索，确立严格的学术规范。

由于社会史研究的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史学界缺乏对现代社会学的深入了解，缺乏对这两个母体学科均驾驭自如的研究者，迄今为止，我们对社会史这一学科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史与文化史、社会史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社会史与人类学的关系了解都不深入。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社会史研究兴起之初，社会史学界对于理论问题的讨论一度十分活跃，在社会史的内涵、学科体系等出现过许多争论的热点。近年来，这些讨论逐渐趋于沉寂，却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宏观理论研究的薄弱导致微观研究的困境，具体到家族问题的研究，便是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以个案研究为例，许多论文多侧重于家族的士宦升降政治地位，而对家族的经济状况、宗族结构、家族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则较少涉及，从严格意义上讲，许多文章并不属于社会史的范畴。

理论研究薄弱所导致的另一种倾向是概念不明或滥用概念，现代社会学关于家庭有“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单一家庭”、“复合家庭”、“扩大家庭”等概念的严格界定。个别研究者在尚未全面理解的前提下便把它们简单地套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导致了研究的偏差。在概念和范畴的使用方面，西方学者曾有过深刻的教训，西方社会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引入了许多其它学科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但是，而这些方法和概念间缺乏学科的内在联系，不仅难以架构社会史学的理论框架，反而使社会史研究日趋琐碎化，背离了总体社会史的展示社会历史全貌的初衷，这一点应充分引起我们的警惕。

2、重视“新史料”的开掘，真正做到“物尽其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史的兴起不仅是史学研究在观念上的变革，同时也是一种史料上的拓展。浩如烟海的墓志、族谱、方志和其它档案材料，极大地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也对史学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以个人之力，用传统的研究手段，很难吸收和消化如此众多的信息。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借鉴海外学界的研究经验，以团队方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史料进行集约化整理，真正做到物尽其用。

现阶段家族史研究的另一个缺憾是对民族学和考古学的材料重视不够。中国民族众多，社会形态复杂多样，素来被称为历史发展状态的“活化石”。从50年代以来，我国的民族学工作者和地方史学工作者进行了艰苦的社会调查，取得了大量成果，其中包括了丰富的家族史内容，涉及到家族结构、遗产继承、祖先崇拜、宗族械斗等多方面的问题，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家族的演进过程，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现代考古学的众多田野发掘报告中，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墓葬形制进行了精确的研究，是我们研究家族史的第一手材料。但由于专业的隔膜，这两方面的材料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3、注意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

选题的杂乱和琐碎，是目前家族史研究的一个通病。在这方面，许多学者有着不得已的苦衷：就宏观研究来说，由于材料分散，分析比较的难度较大，结论容易流于空泛；个案研究随意性较大，难以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结人以琐屑的感觉。于是，在近年来的家族研究中，便出现了一批“大一二三、小一二三、ABCD”式的两张皮式的通论文章和“跑马圈地”式的个案研究论文，满足于低水平的简单重复。